李纲和陈遘都是作为进士出身的饱学之士自然也是熟知大宋历史的学者，皇帝滞留西京不归，且又将洛阳城打造成了一个繁华似锦、铜墙铁壁般的坚城，让他们不由的想起了二百年前曾经在朝中引起波澜的‘太祖迁都之议’事件……
宋开宝九年三月，太祖赵匡胤西巡洛阳。洛阳夹马营是太祖出生之地，也是他度过童年时光的地方，数十年戎马，一直难有机会故地重游。此时大宋已经统一了中原以至整个南方，实现了自晚唐以来二百多年间中原王朝最接近于大一统的局面。尽管北方仍有强邻，但开国十六年来，大宋国力日强、国运大盛，所以，在随行的文武群臣们看来，此次圣驾西幸应该是一次充满温情的怀旧之旅。
然而，此次西巡却并非都是终日宴饮、君臣共欢。太祖突然提出了迁都洛阳，在言谈中，赵匡胤屡称洛阳为形胜之地，居天下之中，流露出欲留居洛阳之意，群臣见皇上兴致正浓，不敢扫他的兴，当时没有谁开口进谏。赵匡胤见大家都不反对，以为迁都之事可如愿进行，却不知群臣虽表面不反对，但大多数人仍不乐意迁都。而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也让太祖满心不悦，索性在洛阳一住两个月，拒绝东返开封，甚至提出一迁洛阳，再迁长安。
自古统治者选择都城主要根据军事、经济、地理位置三方面条件来考虑：军事上要求都城所在地既能制内，又利于御外；经济上要求都城附近地区经济发达，能基本解决都城的物质需要，只需少量仰给于远处；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位于王朝管辖范围的中心地区，或有通畅的水陆交通线路通向四面八方。就地理环境而言，自古统治者择都大多选取龙盘虎踞、山河四塞、有险可守的形胜之地，很少选择地势平坦、难以防守之地。
而开封偏偏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地方。它之所以被统治者看中，关键在于它处在四通八达的“天下之冲”，交通方便，经济富庶，有利于“居中御远”。开封在战国时曾为魏都，当时叫大梁，后又改称汴州。隋朝开通的运河经汴梁入江淮，使这里成为了锁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到唐朝中后期，北方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经济中心移至南方地区，汴梁则成为南粮北运的必经之地。
五代时期，汴梁先后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国之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周世宗柴荣时，汴梁已经拥有三重城墙，城高池深，城内建筑规整，道路宽阔，商业繁荣，已颇具帝都风范。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所以最初定都开封谈不上选择，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承袭。
此后再经过宋王朝十几年经营，汴梁城“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荆湖之运漕”，而朝中群臣俱在此安居多年，此时提出迁都，确实有动摇国家根本的感觉。何况此时的洛阳由于自唐朝后期开始的连年战乱，城市破坏严重，经济凋弊不堪，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作为国都的条件。而事实上，洛阳自后晋石敬瑭迁都开封，都再也没有成为过任何王朝的国都。
但开封确实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此前定都于此的都是短命政权，太祖雄才大略，开国后即开始为开疆扩土而南征北战，战略上以攻为主，战场主要在别人的地盘上，十多年来国都从未受到过威胁，而开封的通达便利更成为了利兵利战的优势。应该说，宋初定都开封是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客观需要的最佳方案。
问题在于，当大宋如秋风扫落叶般荡平南方诸国而将目光转向北方时，形势却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盘距在山西的北汉政权联合北方的契丹，凭借都城太原的有利地势，成功阻止了宋军向北的步伐。宋太祖三次攻打北汉，皆受挫而返。当战略上的进攻转化为对峙，作为一个身经百战、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帝王，除了因力不从心而产生失望和无奈，也当然会意识到巨大的危险。
北汉在黄河以北，与汴梁仅相隔一河。而强大的契丹也随时有可能挥戈南下，以汴梁平坦开阔的地势，如何抵挡辽军铁骑?要保证四战之地的安全，只能以兵为险，所以驻守开封的禁军数量急剧膨胀。另外，开封太靠近黄河，在军事上也是个致命的弊端。战国时秦国曾四次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最后秦军决黄河水灌大梁，结果城坏魏亡。
那些已经习惯于享受安逸生活的大臣们，看到有重兵屯守京师或许会感到心安，而太祖则已清醒地认识到了军队庞大对国力的巨大消耗。而开封的地理环境四通八达，水陆交通方便，在宋代作为经济中心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作为政治军事中心条件尚不完全具备。他提出迁都洛阳就是为了‘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
只可惜，太祖的远见卓识未能得到大臣们的理解，而如此僵持的两个月对群臣无疑是一种折磨，洛阳的日子在惴惴不安中度过。最终在赵光义“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险”的劝说下，不得不做出妥协。虽然太祖还是心有不甘，但悻悻之间总算肯起驾回京了。五个月后开创了大宋江山的一代圣主在开封的皇宫中猝然亡故，这就是宋初的所谓“迁都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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